如果说上一个十年，国际化是中资银行锦上添花的“可选项”，那么下一个十年，国际化可能就是“必选项”——不做，可能意味着出局。
这一判断正逐步成为行业共识。近期，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，乃至个别深耕本地、服务“三农”的农商行，纷纷在业绩会或年报中将国际化布局、发展跨境业务提升至战略高度，并视其为新的“增长极”。
驱动这一战略转向的，是内外双重压力的交织。对内，国内低利率时代渐行渐近，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，盈利空间承压；对外，境外利率水平相对较高、息差空间可观，国际化被视作未来的“第二增长极”。更根本的动力在于，境内客户正在大规模“出海”，中资银行唯有跟随客户“走出去”，才能守住存量、拓展增量。
“这是响应‘双循环’战略及中资企业出海浪潮的必然选择。”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，“国内息差收窄迫使银行寻找新的增长极，而‘一带一路’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巨大的跨境结算、融资需求。这意味着，中资银行通过国际化布局，可跟随客户‘走出去’，分散单一市场风险，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。”
政策层面亦有明确表态。近期公布的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指出，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，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，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。
瑞银改列三生制药为首选股，给予“买入”评级及目标价41港元，认为其估值合理。展望2026年，该行预测板块收入增长中位数为10%，看好创新药销售增长稳健及研发进展理想。该行并上调多只股份目标价，将石药集团目标价由10港元上调至10.9港元，恒瑞医药目标价从96.9港元上调至98.3港元，并分别给予“中性”及“买入”评级。
可以预期的是，随着中国企业加速“出海”，且“出海”方式由单一的产品出口演进为产能出海、技术出海与全产业链布局的深度融合，这将对中资银行的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中资银行的海外网点布局、金融产品供给、风险管理体系等，都亟待因时而变。
国际化布局已初显成效
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四大行陆续恢复设立。次年6月7日，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开门营业，由此成为新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银行分支机构。
随着本世纪头10年股改上市的完成，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，国际化布局也取得长足进步：国有大行领先，股份制银行次之，城商行相对滞后，呈现出明显的梯队格局。
其中大行的布局最为完善。截至2025年末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几乎都在六大洲设有分支机构。比如中国银行拥有533家境外分支机构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；工商银行已在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10家境外机构。这些境外分支机构包含了分行、子行和代表处三大类。
界面新闻记者根据银行年报整理制表
“分行和子行可开展东道国金融监管允许的银行业务，代表处则是银行在海外设立的一种非经营性机构，主要承担市场调研、客户联络和信息收集等职能，不能直接办理存贷款、结算等具体银行业务。”沪上某外资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解释称，“不过满足一定条件，且银行有意愿、监管同意，代表处也可以升级为分行。”
国有大行中，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业务最为突出。截至2025年末其境外机构资产、营收分别约9万亿元、1563亿元，均占全行总资产、总营收的23%。横向对比看，中国银行境外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已接近浦发银行、中信银行的整体水平。
被称为“宇宙行”的工商银行国际化业务也较为领先，除开设网点外，工商银行还通过收并购的方式拓展海外布局。如2008年工商银行收购标准银行20%的股权，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，间接覆盖非洲市场。这笔收购也是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。
财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末工商银行境外机构总资产4916.15亿美元，占集团总资产的6.4%；税前利润44.06亿美元，占集团税前利润的7.3%。
相比大行，股份行在境外也有布局，但数量不多。其中境外布局相对较广的是招商银行，其在境外拥有6家分行（香港、纽约、伦敦、新加坡、卢森堡、悉尼分行）和3家全资子公司（招银国际、招商永隆银行、招银欧洲）。而多家股份行仅在香港设有一家分行。
按照监管要求，城农商行需要属地经营，在境外几乎没有布局。不过也有个别例外，例如北京银行在香港、阿姆斯特丹设有代表处，其中阿姆斯特丹所在国荷兰正是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ING BANK N.V．所在地；上海银行则在香港设立了上海银行（香港）和上银国际两家子公司。
总体而言，中资银行尤其国有大行在境外的布局已较为完善，但与国际领先同业相比，中资银行在国际化上仍存在差距。
一方面，国际化较为突出的国外大行来自境外的收入占比在30%以上，而中资银行中国际化最突出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3%，其他中资银行大多不足10%。
另一方面，中资银行的境外业务布局仍以港澳台为主，其他地区的业务规模仍偏小。以中国银行为例，其港澳台地区的资产占境外机构资产的三分之二，港澳台地区利润占境外机构利润的四分之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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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已有初步布局的基础上，多家中资银行近期密集表态，将加码国际业务或跨境金融。
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制图
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在该行业绩会上的表述颇具代表性。他在谈及未来战略时表示：“必须把国际化作为拓展空间的必由之路，必须把国际化作为关系兴衰成败的大事，必须把国际业务作为服务客户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。”
吕家进这番话的本质，是将国际化从可选项重新定义为必选项，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战略动员色彩——“不出海，则出局”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分析来看，中资大中型银行当前强调“出海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境外息差更高。近年来中国利率水平持续下行，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，而海外则利率水平相对较高，净息差也较高。
此外，跨境业务的高速增长也为中资银行带来了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。如上海银行2025年结算与清算业务收入增长25%，公司解释称“主要受跨境交易业务增长驱动”。
在此背景下，诸多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或境外分部的营收增速大多在10%以上，远高于境内机构。
比如建设银行2025年境外分部实现营收275.1亿元，同比增23%；境外机构实现净利润120亿元，同比增31.7%。再如兴业银行境外分部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46%、49%。
虽然境外机构营收增长迅猛，但占大头的仍是境内机构，因此一些银行将发展跨境业务作为未来的“第二增长极”。
“如果说境内分行是集团经营发展的‘主产区”，提供稳定持久的动能输出，那么全球经营、综合服务就是我们主动开辟的全新‘增长极’，为破解低息差约束、锻造穿越周期的价值韧性注入增量动能。”工商银行行长刘珺表示。
二是中资银行境内服务的企业客户“出海”，银行相应跟随“走出去”。“大量中资企业‘出海’、进行国际化布局和经营，需要中国银行业为出海企业提供金融服务。我们应考虑如何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，进一步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。”招商银行原行长王良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。
这背后是中国“出海”方式的变化。“从我们的客户看，机电装备、电动汽车、光伏新能源等优势产业，正加速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、品牌出海转型升级。”某股份行东部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。
数据也有印证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590亿美元，而2025年增长至1457亿美元。
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商务部、同花顺ifind数据制图
对于中资企业近年加速“出海”的原因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《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》分析称，一是“中国+1”策略，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、增强供应链韧性，企业在保留中国核心生产基地的同时，将部分产能向第三国转移；二是规避关税壁垒，面对美欧等市场的高额关税，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等中立地区。三是中国国内市场供需问题逐渐加剧，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，向海外寻求新的增长空间。
随着中资企业海外设厂步伐加快，国际化已不再是大中型银行的专属课题，部分城农商行亦将跨境业务列为重点发展方向。
比如杭州银行近年扩表迅猛，被市场视为“成长股”。董事长宋剑斌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，预计未来10年中小银行的信贷平均增速可以达到10%。“从发展机遇来说，‘出海’是机遇。虽然杭州银行没有设立境外分支机构，但是可以通过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客户‘出海’。”
深耕上海、服务“三农”的沪农商行未来三年也将推进本外币与境内外一体化，做强跨境金融。
该行行长汪明在业绩会上表示：“随着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转变，跨境金融需求正爆发式增长，上海已成为中国企业特别是长三角企业出海的桥头堡。我们将通过本外币、境内外一体化的深度实践，将跨境金融打造为新的增长极。”
国际化新课题
对于中资银行而言，“出海”意味着需要在境外落子布局，这对境外机构网点本就不多的中小银行更为紧迫。华夏银行就在年报中明确表示，推进跨境金融业务发展，积极筹建海外机构。
目前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主要有代表处、子行和分行三种模式，不同模式优劣各异。
“不同类型的银行应采取不同的策略。”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，“大型国有行宜采取全面国际化策略，在核心枢纽设立子行或分行，构建全球金融服务网络；股份行应跟随客户，在重点国家设立分行，聚焦特色业务；城商行则宜设代表处，通过代理行模式间接提供跨国金融服务。”
娄飞鹏续称，在具体模式上，需要权衡资本投入、监管门槛与业务需要，如果需要全面经营且隔离风险，子行模式最佳；如果侧重母行联动与资金调拨，分行模式更优；如果仅做市场调研与联络，代表处的成本最低。
产品服务模式也亟待创新。“以往我们的国际业务更多的是做结算、融资、资金交易业务，现在我们不光要做这些业务，还拓展到汇率避险、企业海外融资、全球资金管理等金融与非金融的业务。”前述股份行东部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。
该副总举例称，中资企业在海外建设工程，通常需要本土化主体运作项目（主要是设立子公司），但子公司资信能力与运作能力不足，很难从当地银行获得融资，为此可能需要创设一系列的交易结构。
该分行的应对举措是推出“分离式保函”解决方案，核心在于实现“信用主体与使用主体分离”：基于对境内母公司的授信支持，直接为其海外项目子公司开立保函，以母公司信用为海外主体增信，助力境外子公司开展业务。
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：“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核心症结，境内与境外金融服务存在严重割裂。许多出海企业在不同阶段需依赖不同的金融服务提供方，境内业务靠国内机构，境外则需重新寻找融资渠道和合作银行。”
郭凯建议，大型中资银行应积极拓展服务半径，打通境内外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。这不仅需要银行推进业务创新，也需要监管层面给予更多包容与支持，允许其在合规前提下实现跨境服务衔接。
娄飞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，中资银行应重点完善跨境资金池、全球现金管理及供应链金融产品，满足跨国企业资金归集与调拨需求。同时，需要强化跨境并购贷款、银团贷款及汇率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供给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跨国经营是否能实现高于本国的盈利，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同时，银行“出海”还面临地缘政治、合规监管、汇率波动及文化整合等风险。
娄飞鹏建议，中资银行首先需要建立全球合规管理体系，严格遵守当地反洗钱、数据隐私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；其次，需要实施本土化战略，聘用当地人才，融入社区以降低文化冲突；再次，需要加强投研能力，利用衍生品对冲汇率与利率风险；最后，需要保持审慎扩张节奏，避免盲目并购，建立风险隔离机制，确保母行经营发展稳健，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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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秦艺 隔日短线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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